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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日志:试论专利律师的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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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律师来说,如何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规划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那些致力于在专利领域发展的律师(专利律师)自然也不例外。为此,本文初步探讨了专利律师的各种不同的定位与发展前景,具体包括专利撰写与答复OA、专利翻译、专利无效、复审与诉讼、专利转让、专利许可、专利事务咨询以及专利研究人员等。

关键词:专利律师、定位、发展

一、业务类型

要分析律师在专利业务中的作用,首先需要了解企业专利工作的特点以及现行法规中对专利业务的划分。对企业来说,专利工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项目,而是涉及到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综合性体系。《专利代理条例》也对专利工作的内容作出了划分。根据《条例》第8条,专利代理机构的工作分为:(1)提供专利事务方面的咨询;(2)代写专利申请文件,办理专利申请;请求实质审查或者复审的有关事务;(3)提出异议,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有关事务;(4)办理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让以及专利许可的有关事务;(5)接受聘请,指派专利代理人担任专利顾问;(6)办理其他有关事务。

为此,我们可以将专利律师的主要业务分为:(1)撰写专利文件与答复审查意见;(2)翻译专利文件;(3)专利的无效、复审与诉讼;(4)办理专利权的许可与转让,包括专利申请权的转让;(5)专利事务咨询等。专利律师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两个甚至多个领域的专家。不过,随着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律师的工作也会进一步的细化,主要从事的领域也变得更为狭小,因此有必要对各个不同业务领域进行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评述。

二、专利撰写、答复审查意见

撰写专利文件与答复审查意见(Office Action,简称“OA”)属于专利工作中最为基本的业务。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那些具有理工科背景专利代理人的完成。对大部分的国内代理人来说,每天的工作就是撰写申请文件和答复OA。与其他业务相比,这两项目工作,尤其是撰写专利文件显得比较枯燥,收入水平也不尽如人意。

不过,专利文件的撰写是属于整个专利保护的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专利制度保护的是一种无形的技术思想,只有把这种无形的思想固定化,才能获得有效的保护。专利的产生于发明人的大脑之中,然后通过专利撰写,转化为专利申请文件,经过审查与授权之后转化为专利授权文件,在发生专利侵权时,还需要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专利权的整个转化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示。[1]

第一次转化               审查、授权确认         第二次转化

人脑中的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专利文件———解释权利要求

客体1                                           (客体2)             (客体3)

意识———————————————————————物质(文字形式)—————意识

图1:专利权界定过程中的形态和表达形式转化

由于专利的保护完全依赖于专利文件的质量,如果专利文件写的一塌糊涂,那本来非常有价值的发明创造也会变得一文不值。对代理人来说,影响专利文件质量的主要因素至少包括技术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相应的法律功底。非理工科出身的专利律师,无法参加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成为专利代理人。即使他们以非代理人的身份为客户从事专利文件的撰写业务,也会因为在理解技术方案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也就不容易写出高质量的专利文件。因此,对非理工科出身的专利律师来说,基本上无法进入在专利撰写和答复OA这两个业务领域。

即使是理工科出身的专利律师,同时获得了专利代理人资格和律师资格,成为“双证”人士,在从事上述业务时也容易受到限制。近年来,各个专利事务所在录用标准上,代理人在技术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而法律方面的要求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是,大部分大型事务所招收代理人的标准是理工科硕士,而不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法律硕士。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愿意大概就是,这两项业务更偏重与对技术的理解而不是对法律。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法律硕士,在知识结构上就是法律强于技术,对上述工作不大适合。

三、专利翻译

在律师业务中,涉外的业务一般收入比较丰厚,专利业务也不例外。在专利业务中,最基本的涉外业务就是翻译相关专利文件。这也是做涉外业务的专利代理人的主要工作。

翻译的本质是用一种语言文本来替代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在翻译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英汉之间的语言转换。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在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给翻译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从词汇结构上来说,“由于不同民族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语言心理、道德价值、文化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语言种类形态的不尽相同,这样不同语言的对同样的物质世界进行切分和概念化时就会有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到词汇系统上,其中之一就是对应语义场的空缺。”在很多情况下,不同语言中的词语只能做到部分对应,即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汇的其中一个义项与另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汇的一个义项相同。如汉语中的“主人”和英语的“master”在表示“雇主”上意思表示一致,但前者还有英语中的“owner”和“host”的意思,后者还有汉语中“家庭主人”、“能手”、“大师”和“名家”等意思。[2]

另外,英汉两种语言不仅在词汇层面上有不同之处,而且在句子层面也有很多差异。“这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的主要差异为: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汉语是主题突出的语言。英语组句多焦点透视,句式呈树式结构,而汉语组句则多散点透视,句式呈竹式结构。英语倾向于多用名词,叙述多呈静态;而汉语则倾向于多用动词,句式多呈动态。英语较常用物称表达法,不用人称来叙述,而让事物以客观的口气呈现出来;汉语比较注重主体思维,往往从自我出发来叙述客观事物,因而常用人称表达法。”[3]

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无疑对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多的挑战。一般来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专利翻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能读懂专利文献中的技术内容;(2)能用清楚、准确的汉语正确表达出原文的内容;(3)熟悉专利文献中的常用语言;(4)了解权利要求书中各部分间的对应关系;(5)了解权利要求书、说明书摘要的不同作用及语言特点;(6)改正原文中明显的书写错误;(7)向专利代理人提出原文中明显不合逻辑之处;(8)如果专利翻译具有一定的专利知识基础,可以修改原文中明显不符合专利法规定之处,并通知专利代理人;(9)即使具备专利知识,在翻译专利文献时,未经翻译委托人授权,一般不应对涉及专利实质性内容的部分进行修改。[4]

从对专利翻译的要求来看,只有那些具有理工科背景,且语言能力优秀的人员才能胜任,一般的专利律师也难以进入这个市场。

四、专利无效、复审与诉讼

一般来说,专利的无效、复审与诉讼案件属于专利领域的“高端”业务。这些业务“高端”的原因,一是需要具备更高的法律功底,并非所有的代理人都能够胜任;二是这些业务的数量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上的统计信息,2007年的专利受理量为694153件,2008年为828328件,2009年则为976686件。相比之下,专利的复审及无效案件就少很多。2005年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的复审案件为3230件,无效案件为2087件;2006年复审案件为2894件,无效案件为2468件;2007年受理的复审案件为2565件,无效案件为2183件。[5]根据法院的统计,从2001年~2007年,全国地方法院受理专利案件为18521件,审结17764件,[6]12每年平均仅为2645件。当然,专利案件也在每年不断增长。2009年,全国地方法院共新收专利案件4422件。[7]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已经接近100万件,而专利的无效、复审和诉讼案件全部加起来每年也不到1万件,两者的差异非常明显。由于数量上的限制,再加上全国还有6000多名的专利代理人在竞争,能够经常接触到接触专利无效、复审和诉讼案件的专利律师只能是少数。

专利的无效、复审与诉讼与一般的民事纠纷相比,带有更多的商业色彩。很多企业管理做的比较好的企业,经常将企业的商业经营和专利诉讼相结合,从商业经营的角度利用专利诉讼规则,为企业获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这些企业进行诉讼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4种:(1)通过诉讼获取高额赔偿,双方争议的焦点往往是赔偿数额的多少。(2)抢占和维持市场份额,企业希望被告停止侵权,退出相关市场;(3)达到最低成本与对方合作,通过自己或者指使他人提起专利侵权诉讼,降低对方专利权的价值,从而降低获得专利许可的成本;(4)提高市场知名度,通过诉讼造成的广告效应,为企业的产品开拓市场。[8]

正因为专利诉讼方面的商业色彩浓厚,因此专利律师除了具备相应的诉讼能力之外,还需要具备商业思维,能够帮助企业制定合理的诉讼策略,寻找容易击破的诉讼对象,选择合适的管辖法院,挑选适当的时机提起诉讼攻击。比如说,如果目标企业处于以下几种情况,那往往是提起诉讼的好时机:(1)处于危难之机,如正卷入其他重大诉讼之中。此时提起诉讼,可以让对方腹背受敌,无力应对两线作战。(2)财务状况不佳之时,此时对方无足够的财力来应对诉讼。当然,如果企业的诉讼目的是为了获取赔偿,那这种情况下也许胜诉了也无法获得足够的赔偿。(3)正在进行重大活动之时,如股票上市的准备工作,高风险、高投入的项目实施,正在进行收购、并购或者融资等事务。此时,企业没有精力投入到专利诉讼中来,也不愿意因为专利诉讼而影响企业在股民、投资者或者合作者心中的形象,这个时候的诉讼攻击更容易奏效。(4)已经为侵权付出了相当成本之后,即实行“放水养鱼”的计策。[9]

五、专利转让

近年来,专利的转让与许可已经成为企业专利运营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规模经济和市场份额的增长,知识产权也成为了公司并购的一个动机,并且加入到传统因素中成为合并与收购的动力。确切地说,因专利而展开的合并、收购和出售现在主要集中在经济生活汇总的竞争激烈的技术密集领域。但是,随着技术革新步伐的加速,随着在生死攸关的全球经济中寻找相对优势的需要的日益迫切,知识产权肯定或者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合资与收购发挥更大的作用。”[10]

关注一下辉瑞近十年来的并购行为,我们很容易发现,辉瑞每次的并购无一不是看准了目标公司“拳头”产品的专利权。2000年,辉瑞以850亿美元收购沃尼尔·朗伯公司,目标是立普妥的全部专利权;2002年,辉瑞又以600亿美元收购了法玛西亚制药公司,意在取得西乐葆的全部专利权;2009年,辉瑞以总价680亿美元收购惠氏公司,目标是肺炎多价疫苗以及那西普。[11]同样,国内企业也逐步学会了针对知识产权的收购。如2006年,四川长虹集团收购欧丽安公司,目的是其等离子核心技术和专利。[12]

在专利的转让与收购方面,价值的评估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不过,现有的各种专利评估方法还存在众多需要克服的瓶颈,而这些瓶颈现象已严重影响每件知识产权的价值,进而左右每件知识产权的交易“真相”以及企业财务相关信息的处理和揭露。“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评价脱离了产业、商业、技术、市场等事实,而越来越在此前发展的理论和公式中继续抽象堆栈所谓的准则或公式,完全未掌握知识产权价值与价格评量的最关键之产业定位、价值主张与呈现论证等要素,其结果当然是更抽象了一切评价方法;第二,相应于评价客体所属产业、商业、技术、市场等特性及其与他竞争者之差异化因子显未充分考虑;第三,相应于评价客体之整体知识产权态样、群集、组合和家族并未一并考虑;第四,对于专利权之内容、专利说明书之质量、以及其在所属产业链上的位置与其竞争者专利权之差异性更未评量;第五,知识产权评价上应有许多‘减项’因素需要扣除也未一并计算;第六,知识产权评价应有非公式、非数字可以评量的因子,尚未充分探讨;第七,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不同种类的交易或活动型态之知识产权评价是有差异性,不宜等同处理方法;第八,当事人所处产业地位、组织能力以及谈判力,常被忽略。”[13]

因此,专利律师在从事专利转让业务时,首先需要评估交易专利的稳定性与保护强度,更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评估相关交易对整个产业链及市场的影响,并结合交易双方的知识产权结构以及谈判能力,保障整个交易的顺利完成,并为所代理的企业获取最大的利益。当然,这对律师的素质和能力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六、专利许可

与专利转让相比,企业之间的专利许可似乎更为普遍。“由于自身不具备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知识产权以全面获取经济利益的资源,企业通常都发放许可证……对于小型公司来说,许可通常是其必由之路。几乎没有小型公司能达到垂直结合。实际上,小型公司一般只有从事某些经营的资源。例如,许多研究、开发型的‘新设’公司几乎不具备生产、销售方面的资源,甚至具备某些生产能力的新设公司通常也缺乏进行全国性的,或者只是区域性的有效的销售和服务的充足资源。在这种情形下,小公司就必须向他人颁发许可证,以利用其知识产权并将其产品或服务引入市场。通过许可,小公司实际上成为更大的垂直结合并已突破了其自身规模限制的企业的一部分。”知识产权许可能够带来的商业利益包括:(1)“杠杆收购”资源;(2)扩展地理市场;(3)扩展产品市场;(4)达到先期进入市场;(5)通过互补产品增强市场渗透力;(6)获取附加收益;(7)技术“易货贸易”;(8)提高声誉和信誉;(9)对利用知识产权的控制。[14]

在过去15年间,全球范围内的许可合同收入从100亿美元上升到了2000亿美元,[15]IBM公司每年的对外知识产权许可都可带来10亿美元的收入,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利润。[16]同样,国内的专利许可活动似乎也颇为活跃。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上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备案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为4822件,2006年为1800件,2007年为4443件,2008年为2723件,2009年则为7004件。当然,在这些许可合同中,有很多属于关联企业之间的许可,如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对统一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许可;也包括企业高层将自己名下的专利许可给企业使用,如李保标对广东科艺普实验室设备研制有限公司的许可(李保标为该公司总经理)。不过,相信扣掉上述的许可数据之后,企业之间的专利许可应该还会比较可观。

当然,专利许可给企业带来可观收益的同时,如果控制不当也会引发巨大的风险。这方面的风险包括法律上的风险和商业上的风险两种。专利许可在法律上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专利权滥用的规制,而通过专利许可进行限制竞争行为,是专利权滥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上述行为的立法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反垄断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商业上的风险则包括:(1)失去对利用的控制;(2)失去与顾客的联系;(3)失去发展激励;(4)失去垂直结合的激励;(5)失去新的商业机会;(6)收益上对他人的依赖;(7)被盗用的危险;(8)失去技术优势;(9)失去公众认知。[17]

为此,专利律师在从事专利许可行为时,需要对这两方面的风险都加以足够的注意。鉴于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比较粗略,我们可以参考国外比较成熟的立法,如美国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以及欧共体《关于对技术转让协议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1条的指南(2004/C 101/02)》,对相关许可协议法律风险进行评估。在商业风险控制方面,作为许可一方,律师则需要从考虑这因素:(1)企业的竞争战略,能否构建以潜在的许可来实现对外许可公司的竞争优势;(2)许可的有效期间,这涉及当前或潜在的改进水平、市场接受程度以及对替代技术的免疫力。作为被许可一方,代理人则要重点考虑这些因素:(1)许可方所提供的保护的性质和数量,许可方是否已经确认足够的法律保护已经到位,并且有能力行使对抗侵权者的保护;(2)排他性存在的特定区域和程度;(3)被许可方得到的技术的效用或者优越程度;(4)技术的市场吸引力和在增加销售额方面的贡献;(5)技术成熟度和直接适用性,是否需要改进之后才能有效的商业化;(6)许可方对许可持续支持的承诺,如主动追究侵权者、继续寻找阻挡侵权的屏障、提供持续的培训和支持或者继续发展相关技术。[18]

七、专利事务咨询

专利事务咨询从表面上来看,就是解答企业在专利方面的各种问题。如果仅仅是解答企业所遇到的单个问题,那难以形成收费比较高的项目。不过,如果能够整合各种资源,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整体解决方案,那就完全可能形成利润丰厚的大项目。如McKinsey & Company(麦肯锡)和Boston Consulting Group(波士顿咨询公司)以及Bain & Company(贝恩)等著名的咨询公司,从事的业务就属于商业咨询领域。这些咨询公司对企业商业形势做出明晰而有深度的分析,并提出独创性的有效解决办法。

在知识产权领域,提供知识产权战略咨询的市场也正在逐步形成。2009年4月,国资委在《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全面启动中央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制定工作”,“所有中央企业要结合主业明确本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和任务,53家大型中央企业和其他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要在2009年底前制定并开始实施本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大部分的央企并不具备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能力,这就需要从外部的知识产权机构寻求相应的服务。随着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战略咨询的前景也会变得越来越广阔。

对那些有效的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企业来说,专利事务涉及到技术研发、技术使用和技术交易三个方面。与之相对应,专利管理主要包括专利战略管理、专利申请管理、专利运营管理和专利权维护管理四个方面。[19]

技术研发

专  利  战  略  管  理

技术使用

技术交易

专利申请

专利使用

专利扩散

专利申请管理

专利权维护管理

专利运营管理

专利申请决策,专利信息管理,专利研发管理,商业秘密管理

专利商业化,转让与许可,联盟管理

争议处理,专利资产评估,品牌管理,专利管理与反垄断,社会责任

 

 

 

 

 

 

 

 

 

 

 

 

 

 


图2:企业专利管理内容

企业专利管理服务的性质与商业资讯方面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也可以参考咨询公司的一般工作流程来进行:(1)前期商务谈判,与客户进行初步的接触和沟通,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交项目建议书,签订咨询合同。(2)企业专利诊断,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联合专利文献分析机构,对企业的专利布局以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利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绘制专利地图,对企业面临的专利形势进行评估,递交诊断报告。(3)方案设计,帮助企业制定或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形成比较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4)员工培训,针对企业不同岗位的职责需要,对企业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培训。(5)持续改进,根据企业在实施阶段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提炼,提供常年的知识产权管理顾问服务。

企业专利战略管理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因此专利律师除了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背景之外,更需要打造一支专业化的团队并调动各方的资源来协同完成。另外,企业专利战略属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团队也必须具有制定商标战略、版权战略、商业秘密战略等方面的能力。

八、知识产权研究人员

专利律师的其他定位当中应该还包括知识产权研究人员。在这里,我们也对这种定位进行初步的分析。法律制度的一种可能性的变迁途径就是:基于传统理论的制度——制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新理论的提出——相关部门对新理论的接受与引入——在实践中进一步修正理论——修改现行的法律制度。[20]专利代理人奋斗在专利事务的第一线,接触到大量最新的案例,对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有着深刻的体会,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有利条件。

当然,这样的一个理由并不能成为激励律师进行学术研究的充分理由。毕竟,律师事务所并不是科研机构,专利律师也不是学校的教授。如果从事学术研究不能给事务所带来经济效益,那不管是事务所还是律师自己,都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学术研究。

学者型律师的优势是容易在客户面前树立自己的权威性,从而在开拓市场的时候具有显著的优势。在律师行业,律师可以分为造雨型、独立型和工蜂型三种。“造雨者”来自于英文“rainmaker”,表面含义是有能力呼风唤雨的人。在律师圈子内,“rainmaker”被指的就是那些具有通天本领的大律师、名律师,他们能够给事务所带来大量的案源与客户,不但满足自己的需求,同时也为其他的律师创造发展空间。这样的律师一般都可以成为所在事务所的合伙人。如果专利律师能够如果代理人能够通过学术研究,在行业内树立自己的权威性,也就容易成为一名“造雨型”的代理人。

如果想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成长为“造雨者”,那就不仅仅要熟悉法律,更需要熟悉法理,提出自己有独创性的见解。由于实务界在专利领域的理论研究水平比较低,如果有律师能静下心来潜心做研究,也就很容易脱颖而出。

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

法学

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电子学、生物学等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经济学研究

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与管理

知识产权法

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

高新技术

知识产权许可证贸易

知识产权理论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知识产权保护

……

商标制度

专利制度

版权制度

……

 

 

 

 

 

 

 

 

 

 

 

 

 

 

 

 

 

 

 

 


图3:以知识产权法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学科体系

如果要潜心进行研究,就需要尊重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专利法的学科体系脉络,以便确定研究的方向。根据学者的观点,整个知识产权学科体系如图所示。[21]从上图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与众多的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都有着广泛的联系。对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专利律师来说,在自己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不会遇到太多的困难。可是,如果律师在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缺乏相应的基础,在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难免会受到限制。

不过,年轻的时候先学自然科学,等到年纪稍大,社会阅历丰富一点的时候再学习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也比较符合学习的规律。一个可以参考的论据是,在跨专业考研中,理工科学生考上文科硕士的例子很多,反过来则寥寥无几。另外,在司法考试中,理工科学生的通过率同样不逊色与科班出身的考生。因此,专利代理人如果能潜下心来补充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应该不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

九、结语

总的来说,知识产权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行业,值得我们同仁全身心的投入。在低端市场,似乎专利代理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高端市场,我们提供的服务还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一般来说,成功取决于4个因素:能力、努力、策略和运气。[22]大部分专利律师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个人能力一般都比较强。只要我们根据自身情况,明确自己的定位,采用优良的策略,坚持不懈的努力,那离开成功也就不远了。


[1] 徐棣枫:《专利权的扩张与限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2] 蔡基刚:《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4页。

[3] 张春柏:《英语笔译实务》(三级),外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4] 庄一方:《专利文献的英汉翻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5] 崔国振:“从专利确权制度价值的角度谈我国的无效宣告制度设置”,载于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专利代理行业发展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6] 曹建明:《在第二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知识产权审判制度》。

[7] 魏小毛:“全国法院去年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逾3万”,《中国知识产权报》2010年2月26日。

[8] 朱雪忠:《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181页。

[9] 朱雪忠:《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186页。

[10] (美)凯文·G·里韦特、戴维·克兰:《尘封的商业宝藏——启用商战新的秘密武器:专利权》,陈彬、杨时超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11] 张鑫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载于《中国知识产权报》2009年11月11日。

[12] 任媛:“知识产权渐成企业并购潜在动力”,载于《中国知识产权报》2009年11月18日。

[13] 周延鹏:“专利的品质、价值与价格粗探”,载于《科技与法律》2009年3月。

[14] (美)Jay Dratler, Jr:《知识产权许可》(上),王春燕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4页。

[15] (德)约亨·帕根贝格、迪特里希·拜尔:《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第6版),谢喜堂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VII页。

[16] (英)克里斯多佛·派克:《暗战——无形垄断再造企业优势》,彭智、任心慧译,中国铁道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4页。

[17] (美)Jay Dratler, Jr:《知识产权许可》(上),王春燕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0页。

[18] (美)罗塞尔·帕拉、帕特里克·沙利文:《技术许可战略——企业经营战略的利剑》,陈劲、贺丹、黄芹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19] 胡佐超、余平:《企业专利管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页。

[20] 李友根:“‘淡化理论’在商标案件裁判中的影响分析——对100份驰名商标案件判决书的整理与研究”,载于《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

[21] 郑胜利:“新经济时代我国知识产权专业人才教育的思考”,载于《知识产权》2008年3月。

[22] (美)乔纳森·布朗:《自我》,陈浩莺、薛贵、曾盼盼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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