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备受关注的钱钟书、杨绛书信遭拍卖一事又起波澜。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致信媒体，发表了他于4日晚写就的书面声明，直指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因杨绛先生公开声明而撤拍的三封信札中，两封涉及他的信件“全系伪造”，无论是内容、笔迹还是时间，都破绽百出。

　　保利公司原定于6月3日在北京举行“古籍文献名家翰墨专场”。众多拍品中，包括了“钱钟书先生评‘《围城》里的三闾大夫’文”“钱钟书信札”“钱钟书、杨绛致同贤先生信札”。在10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以及媒体公众的强烈反对下，6月2日晚，保利公司宣布撤拍。

　　在此前媒体披露的信息中，称为“钱钟书、杨绛致同贤先生信札”的，一封系钱钟书与魏同贤交流《七缀集》出版情况，另一封则为杨绛先生与魏同贤“聊家常”，并谈及《朱雯先生纪念集》。魏同贤说，得知有这样两封信时“大为惊讶”，“我从未接到过杨先生给我的任何信函，她是前辈，怎会突然和我叙起家常？信中讲到《朱雯先生纪念集》一节，更不知从何说起，朱雯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作家、翻译家，但因专业所限，始终缘欠一面，怎么会去写纪念文字呢？”

　　另一封据称是钱钟书先生寄给魏同贤的信札，魏同贤说，从网上的影印件看，字迹与钱先生笔迹大相径庭，“钱先生字迹圆润俊秀，书卷气浓厚，但该信却笔力生涩，了无生气，显系画虎不成之作。”内容更是离事实太远。他告诉记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钱先生《七缀集》初版于1985年12月，再版于1988年2月，增订本出版于1994年8月，钱先生缘何迟至1997年2月方才想起嘱我购书，岂非时间难符？1994年年初，自己已卸编务，1997年年中正式退休，出版社的具体业务从不插手，又何来为钱先生代购书籍之事？

　　魏同贤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他为出版钱钟书先生的《七缀集》曾与之频繁通信。这些书信因为大部分涉及公事，都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归档。仅有几封信属于两人私人通信，如今珍藏家中，“我绝对不会拿出来拍卖，绝不会拿这些书信去谋利。”对于此次钱杨书信遭拍卖，魏同贤表示愤慨：“公民的个人通信带有相当的私密性，它与其他文化作品不能同等对待，这一点早成学界共识，作为交易机构之一的拍卖公司，对此理应尊重，在交易过程中应当采取相应措施，比如用一定方式听取寄信人和收信人的意见，以防止作伪、泄露私密事件的发生，裨便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

　　魏同贤说，6月4日他已致函北京保利拍卖公司，要求了解送拍人姓名信息，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追究损害其名誉权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