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种植谈知识产权文化

当我回到农村再次做起了农民，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土壤对庄稼的生长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土壤不仅决定适合种什么庄稼，土壤的土质条件还决定庄稼长势的好坏。现代农业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提升土壤的“体质”来解决农药残留问题，如体质好的人会少得病，自然不需要过多的药物来干预治疗疾病。
世界经典著作读多了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近代各项制度是社会进化的产物，从农业的角度来看是好的品种。好品种不一定有好的收成，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从日本引进了新的油菜品种，取名“胜利油菜”，该油菜品种株型高大，产量显著高于传统品种。但是该品种直到近几年才全面替代传统品种，原来“胜利油菜”需要先育苗，再一棵一棵去分栽，而本地油菜则直接撒在地里即可。后来种植技术的改进使得胜利油菜也可以直播，费工的劣势消失后，产量高的优势才被重视。在村里人眼里产量高低是以后的事情，而多花了功夫是眼下的事情。国人不愿意多花眼下的功夫，去提升未来的收益。即便引进好品种，不改造国人只看眼前投入，不考虑未来收成的懒惰思维种不好。
知识产权是引进的“品种”，在中华大地上没有种植过，中华大地是否适合这个品种呢？我们来考察一下。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专利、版权等多个小品种，每个小品种需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并不一样。商标要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品牌，需要诚信的土壤。某国外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孙子兵法》是中国人不诚信的元凶，因其核心思想是“兵不厌诈”。法国大儒孟德斯鸠分析得有道理，他认为政府如果不能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就不会禁止欺骗，因为欺骗能暂时解一时急困，对别人影响又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到政府认为该认真执行诚信的阶段，因此商标这个品种长势不好便不难理解。经济学上第一要务是激励，专利制度在于要激励创新，创新能发大财曾经激发西方创新的淘金热潮，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机器岛》、《漂浮的城市》等可以看出当时财富的巨大以及人们对于机器的狂热，一心想发财驱使马克沁发明出威力强大的“马克沁机枪”。中国的激励重精神而忽略物质，这是背离人性的设计，激励机制不到位，专利这个品种也长不好。从经济学上看，千字百元的稿费标准无法激励作家们去提升自身的文化底蕴，沉下心来认真地思考，因此我国文化市场只能充斥没有底蕴的快餐文化。中国的土壤本来不适合种植知识产权，又不思改进，知识产权在中国自然长势不佳。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政府做事缺乏长远规划和系统性的典型写照。政府推广知识产权与推广植物新品种一个套路，先是强调新品种的重大意义，然后给种植新品种的人大量补贴，却从不关心其收成。一般来讲作物都会有病虫害，侵权就是知识产权的病虫害，政府只会见招拆招，对待病虫害只想用药，一再加大打击力度，犹如一味提高农药的毒性，结果农药残留直接影响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知识产权农药的毒副作用也很明显，加多宝通过与王老吉的商标之争实现了从王老吉到加多宝的华丽转身，通过红罐包装之争实现从红罐到金罐的蜕变，王老吉在诉讼中一胜再胜，却发现加多宝已绝尘而去，将销售差距拉得更大，王老吉被农药伤身了，不知是否从胜诉的亢奋中醒悟？知识产权“杀虫剂”伤到自己案例比比皆是，很多品牌在诉讼维权中销售量进一步萎缩，正如杀虫剂难以区分害虫益虫统统杀死一样，消费者辨不了真假就连真的也一起拒绝。农业经验告诉我们：防治病虫害还要从提升自身抗病能力入手。
业界还在考证谁第一个提出知识产权文化概念，这对我们有何意义？关键在于要去推动知识产权的健康发展，首先要改良知识产权生存的土壤，其次要提升我们的种植水平，知识产权这个新品种才能在中国获得丰收。
 
作者：王瑜
2015年6月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