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著作权的尊重比保护更重要

社会的进化，越来越尊重个人权利，墨客、匠人的工作被称为作品，赋予了著作权，著作权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法律保护。给作品扎上保护的篱笆就能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提高创作水平？恐怕也未必。
自清末著作权法引入前中国没有著作权保护制度，但是依旧产生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和艺术。晋朝的左思写出了《三都赋》人们争相传抄，以致一时洛阳纸贵，那个时代是如此公然的“侵权”！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童仆欢迎”……“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可以看出陶渊明辞职时有僮有仆，有车有房甚至还有“游艇”。失去了县长的工资收入，“草盛豆苗稀”种地又不尽心，乃至生活逐渐陷入了困顿，但没有影响他的创作热情。清代乾隆年间的沈复，一介穷书生，常为衣食所忧，仍然写出《浮生六记》这样清新俊逸的传世之作。
成语典故“金屋藏娇”中的阿娇做了皇后，但是“峨眉曾有人妒”，被打入冷宫，她拿出千两黄金委托司马相如写了篇《长门赋》希望挽回汉武帝的爱情。皇后一千两黄金的稿费足够给当时的青年人励志，激励他们去当作家。读清代小说《儒林外史》，可以看出那时的出版业很发达，尤其是“教辅材料”卖得好，解析、点评科举考试的试卷就可以拿到丰厚的稿酬，并且还有预付款。巴尔扎克小说《贝姨》中的文塞斯拉·斯丹卜克，一个没落的波兰贵族，穷困潦倒流落到法国，他在雕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于洛局长利用关系为他接了几个雕像就能脱困致富，娶了局长的女儿过上闲致优渥的生活。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米开朗琪罗为教堂雕刻，教皇给予了很高的报酬，贝多芬为王公贵族创作，受到了很好的待遇。高额的报酬使得他们能够成为专业的雕刻家和专业的作曲家。
贵如国外的教皇，中国古代的皇后及王公贵族们没有动用权势强行索要作者的作品，而是支付了很高的报酬，高额的报酬体现了他们对文学、艺术的高度尊重。我国政府曾经用文件形式规定给国家领导人讲课的课时费不超过3000元，如此低廉的价格无法让人相信政府会对知识给予充分的尊重。我们常以中国特色来回避与国外的比较，但是与古代相比我们的稿酬依然令人心寒。笔者常常收到几十元的稿费单，不够去邮局的打车钱，不如不取。其实，给稿费已经不错了，不少的媒体干脆就不给。我们常常抱怨现在的翻译作品越来越差，可谁知道一部翻译小说作品出版社只给不到一万元的稿酬？而且还拖延不给。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仅对外语水平有很高的要求，还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仅仅是逐句逐段翻译出来得要多少个日日夜夜？区区几十块钱一千字的稿酬标准，看不到法律对作品的尊重。
1998年互联网刚刚开始兴盛，就作品未经同意在网络上转载，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京城著名的作家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有的作家表示，作品被上传到网络上，增加了传播途径，应当感谢才对。作家们更重现实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一厢情愿式”的保护。低廉的稿费没有影响本人的写作热情，本人和其他作者可以像陶渊明和沈复先生一样忍受清贫创作不已。如果法律、政策只愿意支付低微的报酬，而媒体、出版社等使用者都不愿意支付稿费或者只是稍稍聊表意思，那么对著作权保护再好又有什么意义？
纸面上、宣传上对著作权的保护似乎无微不至，事实上在我们的内心并没有建立对作品起码的尊重，如此叶公好龙，不能实现对著作权的真正保护，因此，本人认为对著作权的尊重比保护更加重要。
 
作者：王瑜
2015年2月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