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

　　

　　以减刑来奖励专利，确实有上世纪80年代盲目崇拜科技的遗风，执行中难免出现“谬奖”的问题。贩卖“减刑专利”的漏洞应该堵住，但也应反思不合理的专利奖励机制。

　　

　　据媒体报道，有不少监狱服刑人员变身“监狱发明家”从而得到减刑。仅是有姓名可查的官员、名人在狱中进行发明创造的现象已屡见报端。记者还发现，一些知识产权中介机构有偿为服刑人员提供“专利减刑”服务，已经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贩卖“减刑专利”的漏洞应该堵住，但也应反思不合理的专利奖励机制。

　　

　　将专利与减刑挂钩，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9年最高法印发《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将服刑人员“在生产中有发明创造、重大技术革新”作为“重大立功”表现之一，可以予以减刑。之后，这又被写入了1997年版的《刑法》。一些地方的实施细则中，将“发明创造、重大技术革新”明确为：1项以上发明专利，或2项实用新型专利，或3项外观专利等等。

　　

　　现在看来，用减刑来奖励专利，确实有上世纪80年代盲目崇拜科技的遗风，执行中难免出现“谬奖”的问题。

　　

　　首先，应对专利“祛魅”。专利，未必就是高科技(取得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则是更为简单)，也未必有什么社会效益。事实上，目前对专利的不合理的奖励机制，导致专利申请与升学、晋职、减刑、获得财政补贴、取得户口等好处挂钩，结果是“专利大跃进”泛滥成灾。

　　

　　比如，名不见经传的山东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居然有300多项专利，原来是该校老师迫于评职称压力，向中介机构交800块钱后，就能得到一本专利证书。再比如，大连市某中学的学生听信“专利能高考加分”的传言，一个班上竟然有20多名同学有专利：在钢笔帽上拴条铁链，叫“钢笔帽防丢器”;给电脑屏贴张塑料纸，叫“防电脑辐射仪”。

　　

　　这些专利就是典型的“垃圾专利”，结果是背后的灰色产业链闷声发大财，也造成了中国“专利繁荣”假象。2010年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曾怒斥“垃圾专利”把专利奖励的经给念歪了。

　　

　　而原足协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在服刑期间研制出的“移动终端支撑架”专利，也只不过在万向台灯座上安了一个能放手机的平板，这种廉价的“专利”，其“创新”几何?

　　

　　鉴于当前申请专利的门槛之低，相关减刑决定应慎之又慎，防止“垃圾专利”成为某些服刑人员“越狱”的后窗程序。大而言之，应对专利的奖励机制进行反思。“专利减刑”的规定也应及时修法予以限制，甚至取消。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