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中国现在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需要不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变迁，来不断提高收入水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5年，我们取得的成绩非凡，把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贸易体，2013年年底人均收入达到6800美元。然而，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我们需要不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来提高收入水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对主流的发展理论必须进行反思，固然国外有很多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对发展理论研究有很多贡献，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我尝试提出一个叫“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步思潮。希望这些新框架、新理论可以对我们国家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2008年以来，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便是国际上非常热门的议题。2008年金融危机，事前基本上没有人意识到，即使有几个讲预测到了危机的发生也实属瞎猫碰到死耗子。危机已经过去6年了，不少发达国家至今尚未走出阴霾，因此大家就对现有的主流理论进行了反思。

 

　　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因为这个需要，就从现代经济学中分出了一个分支领域，叫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叫作结构主义。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和国力水平，就应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劳动生产率，其前提则是要在产业上赶上发达国家，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水平的现代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失灵，如果让市场配置资源，那样的产业就发展不起来。于是就有了对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反思，而产生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

 

　　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就是要建立起那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提高经济效率，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同样没有达到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愿望，相反，差距还越来越大。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步思潮，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

 

　　从经济学上讲，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通常被称为要素禀赋。处于不同发达程度的不同国家，其要素禀赋的相对丰富量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但劳动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发达国家一般资本相对丰富，但劳动力相对短缺。对于每个经济体而言，要素禀赋在每一个时点上面是给定的，但它随着时间的变化是可以变化的。

 

　　新结构经济学倡导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一方面，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并基于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来选择何种技术、进入何种行业，这要求必须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需要处理外部性问题，解决企业间的协调问题，这要求必须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新结构经济学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改变过去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发展思路，我建议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有的，而发展中国家欠缺的产业(结构主义提出的现代大型资本密集的工业);或发展中国家做不好而发达国家能做好的并按发达国家那样去做(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休克疗法来改革营商环境和政府合理)，建议发展中国家按自己现有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强做大。

 

　　技术发展是产业技术不断升级的过程。政府的支持对加快市场经济的技术研发、产业升级、经济多元化都很重要，因为需要有人来补充外部性，解决企业间的协调问题。政府在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时，产业政策便是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知道，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发展的产业是什么，根据产业选择来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样才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遗憾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都遭遇失败的命运，因此导致现在反对政府干预、反对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成为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

 

　　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指的是从要素生产成本来看，这个产业处于国际的最低水平，具有竞争力，这种成本优势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比较优势。产业政策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就必须有针对性地来改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制环境等以减低交易费用，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成为这个经济的竞争优势产业。

 

　　在此背景下，我认为，中国现在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需要不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变迁，来不断提高收入水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以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制定产业政策以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竞争优势，政府的产业政策要根据现有产业和世界产业前沿的差距特性，按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的框架发挥政府因势利导作用。（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