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凌晨1点多，我去机场接朋友。

 

　　从距离机场高速收费站差不多500米的地方开始，熟悉的景象又如约而至：在路侧应急车道上，各式各样的轿车，踏踏实实地停着，中间虽时有间断，但却很韧性地一直延续到机场停车场前二三十米的地方。

 

　　这些车也是去接人的，但司机们的头脑显然都经济得很——为了免于停车场的“盘剥”，就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耐心地等啊等，直到手中的电话响起被接者的铃声。不过，此方法虽然好，许多时候却免不了受到警察叔叔的打扰；但没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叔叔”一来，马上发动汽车、佯装前行，“叔叔”一走远，继续排队静候之。

 

　　一路扫视过去，安静地停在路边、耐心等着接客的车们，绝大多数都看着相当的体面。买得起几十万轿车的人，仍能在区区几块钱的停车费上精打细算，也足见市场经济的观念早已渗入其血液、覆盖其心田并每时每刻指导其行动了。不过，为了少花几块钱，即使违法也在所不惜的小算盘，显然打得不是地方。但这样的小算盘无时无处不噼噼啪啪地拨动得响天动地，也足可让人得窥现实的真面貌。

 

　　于中国人而言，在某些东西上，是极舍得花钱、极慷慨大方的，而在另外一些东西上，却又悭吝得很。试着归纳总结一下，大约凡是能够提升自身外在光鲜度并与他人形成区分或引逗得他人羡慕嫉妒恨的东西，几乎早晚都能成为被追逐的对象，而没有这些功能的东西，为之掏一个子儿，都值得斤斤计较一番，甚至违规违法、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计较，也值得试一试。

 

　　比如，开着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世界名车”，在车流滚滚的大街上，叫嚣而来、呼啸而去，大约就很容易促使大脑分泌一种愉悦物质，让人以为自己就是太阳系的中心。为了这种感觉，当然花多少钱都值得。而拦在车头、为了有争议的5分钟执意要多收2块钱的收费员，当然就很不招人待见，为了这2块钱，好好争执半个小时、甚至为此动一动手脚、撞一撞人，大约也就有了理所当然的价值。

 

　　这样的心理，以及在此心理支配下产生的行为，似乎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无论什么，一旦充斥的时间长了，自然就成了习惯，甚至成为天雷也难打动的规矩。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事情办起来、推动起来，就真的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建立。

 

　　在证券时报的专栏里，沈凌先生认为，“偷窃”是新媒把纸媒逼上死路的法宝；只有重建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纸媒才有并非暗无天日的未来，我们的社会也才可能有技术的创新和物质的丰裕以及精神文明的进步。

 

　　所言不谬。但不许“偷窃”，大概真的会让人——偷窃者和被偷窃者——很难受，生活或许也要因此失去许多“偷窃”的乐趣吧。现实是，目前似乎并非新媒在主动“偷窃”纸媒，更多的是，纸媒“心甘情愿”地争着被新媒“偷窃”——一旦被“偷窃”得少了，心里还格外得难受呢！当“偷”与“被偷”、不花费或少花费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中获取某一类东西时的习惯，那么，有人吵吵着“知识产权保护”，听起来似乎就格外地不和谐。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立起来，殊为不易。这里面既存在法律法规、执法守法方面的问题，但更多的还涉及民众心理、社会意识方面的问题。如果不下大力气、采取多种措施把民众的“付费”习惯建立起来，尤其是为“身边人”提供的服务付费的习惯建立起来，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建立，就难言取得根本上的成功。而没有这样的机制，纸媒、新媒大约就会是“一根儿绳儿上的蚂蚱”，不但两者没前途，而且整个社会的前途也光明不到哪里去。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来源：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