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袁世凯传》

或许与受的教育有关，我总有些偏见驱之不去，凡教科书或官方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存着疑问。外国人写的中国人物传记没有利益上的纠结，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成见，相对会客观一些，大概是值得信赖的。
看了加拿大陈志让（音）撰写的《袁世凯传》以及袁公自著的《袁世凯家书》等可以大体勾勒出袁公的经历。袁公成长于旧式军人家，对书本不如军事感兴趣，两次参加科举均名落孙山，想捐个官却被人骗了，后托人在李鸿章手下供职。袁公二十出头被派往朝鲜，在朝鲜表现出的大智大勇深得李鸿章的赏识，自此平步青云，最终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因复辟王朝而背负骂名。
历史事实只有一个，不过从不同角度却有多种评价。一直以来人们对袁公大体只有批评，有的运用儒家道德标准来评判，而马克思主义者由道德义愤变为仇恨了，陈伯达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出版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指责：“袁世凯——这个出现在近代中国维新与守旧，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斗争时代的政治人物，是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反动派为了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来绞杀中国的前进步伐，而推选和训练出来的不寻常之人。”这纯粹是村妇式的谩骂，其行径是用袁公影射蒋总统，着实卑劣，很不幸这种谩骂成为官方的定调，直接形成了我们几代人对袁公的印象。作者指出：大家都没有定义他们的批评标准，未能将我们对袁公的了解推进一寸，只是徒劳地过度简化了整个问题。作者认为：袁公和其他政治人物一样，是一种类型，也是一个个体。在当时民众不懂他们的政治权利，道德和思想混乱，因为腐败，因为宪政遭到破坏，而单单指责袁公，是不公平的，不守道德的政治家和无动于衷的民众应该都来分担他们自己的过错。
袁公祖上是个学者型将军，在那个激荡的时代没有受到现代理念的影响，保持着儒家忠君的道德观。袁公自小受到“正统”的教育，尽管他在朝鲜处理多年的“国际事务”，对英国的现代政治体制充满了好奇，将三个儿子送往英国留学，但是他的骨子里还保留着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他“登基”后迫不及待宣布尊孔，筹备祭天，命令民众遵守忠孝节义的教义，扮演了信仰保护者的角色。在政治上他并不隐瞒自己的信念，认为君主统治最适合中国，他不明白什么是共和？共和超越了他的政治经验和知识，他根本不懂得如何运作这样的一个政府，但是他必须接受他并不尊重的共和主义。他也曾经表现出了温和、进步的倾向，他主张立宪，参与梁启超的强国会，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采取其他现代手段，但是目的却是为了加强清帝国的统治，使之能够经受越来越明显的革命的挑战。袁世凯通过对宪法、国会和民主的嘲弄，使后世权利继承者们认为民主的试验如同戊戌变法一样是一个失败，中国还没有做好进行这种改革的准备，迄今依然为政府的借口，拒绝推行民主、宪政改革，这是袁公给我们民族留下最恶的果子。不过他离世前一天终于醒悟，对前来探望的徐世昌费劲地吐出两个字：“立宪”。
梁任公在《李鸿章传》中评说李鸿章的悲剧在于“不学无术”，批评李鸿章不知世界大局，瞢于国际事务。袁公之悲依然在于固守中国的传统，未能与世界发展大势接轨。如果我们对所谓的传统还抱残守缺，不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必然重蹈李鸿章、袁世凯失败的覆辙，终究成为悲剧人物，为后人责备。
资料来源：
1、《袁世凯传》，作者：陈志让（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2、《尺素江湖·袁世凯家书》，作者：袁世凯，九州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3、《李鸿章传》，作者：梁启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作者：王瑜
2014年6月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