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与美国IDC公司的反垄断和标准必要专利之争备受世界瞩目。之前因两案涉及商业秘密，宣判后判决书一直未公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仅在去年10月28日披露了反垄断案的判决内容，但对业界更为关注的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审理情况并未披露。今天，该院首次在其官网广东法院网上发布了两案判决书（涉及商业秘密的部分已技术处理），案件的承办法官还首次向《法制日报》记者解读该案的裁判理由。

在反垄断中，华为胜诉赢得了2千万人民币的赔偿。而在标准必要专利费率纠纷中，华为的胜诉却能为其省下将近数亿美元的成本。

“仅此一家”引发标准必要专利争端

标准必要专利到底是什么？标准和专利之间有什么关系，这听起来十分陌生的案件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涉案的两家公司都是通信领域的巨头。一方是美国交互数字公司（IDC公司），掌握了无线通信领域从2G时代一直到3G/4G的许多核心专利，其中部分专利已经成为该领域的国际标准。

而诉讼另一方的华为公司是世界通信设备生产巨头。要生产符合标准的手机等通信设备，就不可能绕过对对方专利的使用。每次使用就意味着付费。这费用怎么定，一直就是专利方说了算？华为公诉起诉IDC公司，叫板的就是这个费率。

事实上，双方从2008年11月就开始了多轮谈判。在美国启动对华为等公司的337调查前，IDC公司曾于2012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华为从2009年到2016年按照销售量确定支付许可费率为2%。

2%是什么概念？目前，一般工业产品的利润率仅为3%，也就是说，华为公司仅缴纳这单独一家的专利费就几乎可以掏空其全部利润。令华为公司感到愤怒的是，IDC公司在对外进行专利许可时采取了多重标准、厚此薄彼——许可给华为公司许可使用费率却是给三星、苹果的十倍乃至数十倍。

标准必要专利的开价怎么就成了IDC的“一言堂”？本案审判长、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欧修平解释道，标准具有封闭效应。现行通信领域技术标准有2G、3G、4G，它们由一些行业标准化组织制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美国电信工业协会（TIA）等。IDC公司在其拥有的必要专利上，就具有“仅此一家、别无他选”的100%许可市场份额。

能否直接确定费率成审判一大难题

通过谈判，华为无法与IDC公司达成协议，反倒被IDC公司启动了337调查和起诉到美国法院。华为采取的反击手段是，在中国的法院状告美国公司。其诉求很简单，要求由法院按照公平、合理、无歧视的条件（FRAND）来确定两者间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率。

“看似简单的诉讼请求却提出了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前所未有的难题。”欧修平告诉记者，法院在审理中面临三大难题：一，华为和IDC公司并没有签署合约，法院能不能直接确定许可费率？二，FRAND原则是电信标准化协会的知识产权政策与承诺，中国法院能否直接用它来做判决依据？三，华为没有明确说要求判多少费率的情况下，该怎么下判？

案件在广东高院一立案就引起了美国、欧洲一些法官、专家的高度关注，一家美国法院甚至还以中国法院受理该案为由，停止IDC公司在美提起诉讼的审理工作。

欧修平告诉记者，由于案件争议的是标准必要专利，当事人并未达成合意，所以沿用专利合同纠纷或者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案由并不妥当。为此，合议庭专门就案由的确定进行了讨论，并创造性提出了“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这个案由。

案由确定后，摆在法官面前的是这个案件有没有可诉性？按道理，市场买卖靠双方自愿，不可强求，在专利市场亦然。对此欧修平向记者解释到，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标准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最佳秩序，是经协商一致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可供共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尽管专利是私人权利，但是当它跟标准结合形成标准必要专利（SEP）之后，就被赋予了规范性、强制性和公益性。

简单来说，一个专利一旦成为标准，首先该专利是任何要达到该标准的经营者都可以使用的；其次，要达到这标准就绕不开该专利的授权。一旦专利人肆意抬高许可费或采取歧视性许可，获取额外暴利，那么就应受适度干预。

法官对案件管辖权的诠释让案件得以顺利进入庭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