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大卫．泰勒（David Taylor）博士的说法“在制药和其他健康科学领域的持续进步将在2050年之前消除75岁以下人群由疾病导致的死亡和残疾”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他和伦敦大学药剂学院以及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能够非常有力地支持这种说法。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作者们庆祝生物制药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功，同时也强调持续创新和更大程度的获取这两者的重要性。该报告详细阐述了在知识产权、全球健康进步、病人权益、道德义务和产业战略之间历史的和眼下仍在开展的互动。

报告分析的核心问题集中在知识产权在现在和未来能多大程度地促进创新和改善全球公共健康。泰勒等人认为没有知识产权，私人投资将不会投给昂贵的、充满风险及不确定性的生物制药研究和开发项目。报告的作者们承认有关在企业利益和患者获取方面做选择的讨论非常微妙，他们称现有知识产权体制的替代品不可能实现我们在现有制度下享受到的治疗进展。然而，他们将诸如“健康影响基金”和“高级市场承诺”等近期提议的重要性视为对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条款的有益补充。

也许，有关专利和监管数据独占性讨论的最突出之处在于将药品描述为经济实体，以及需要知识产权来确保药品研发的收益。该报告称：“药品的价值并不在于药品本身所包含的材料，而在于药品研发过程中的科学挑战、研发材料的成本以及药品在实际使用中的临床效果。”正是这种特点存在于任何倡导药品专利重要性的讨论核心。该报告漂亮、简洁、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虽然知识产权对于医学进步而言至关重要，决策者必须在当前人口的需求、对创新者的回报以及未来人口的需求方面寻求平衡。在此背景下，该报告的作者指出保护以及加强知识产权对持续创新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知识产权在实际上涉及对近期研发成果的使用征收临时‘税款’以鼓励对正在进行的研究支付所需的开支。”这些投资对未来全球健康而言至关重要，特别是，由于生物制药产品在完成研发和临床试验后，生产成本通常都相对较廉价，为很长一段时间提供低成本的资源。未来创新方面的投资不足将损害患者和全球公众的利益。确保持续创新需依靠强有力、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

该报告的政策分析含有丰富的历史细节以及对药品获取讨论透彻的分析。泰勒等人在平衡持续创新激励、提高公众健康以及改善患者治疗效果等方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观点。对于对制药创新和公众健康感兴趣的人而言，这是极为宝贵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