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乃一剧之本。编剧作为影视产业链的源头，其权益的合理保护，关乎原创力的提升、影视强国梦的实现。

　　然而，近年来，编剧被欠薪、署名被剥夺等事件一直不绝于耳。编剧维权，积弊已久，难点何在？又该如何规范？

　　积弊

　　欠薪、侵权，编剧权益屡受损害

　　5月31日,电视剧《金婚》的编剧李东东就《金婚》图书署名，提起抗诉。

　　原来，早在2007年电视剧《金婚》获得巨大成功后，作为编剧之一的李东东却没有在电视剧和DVD上，看到自己的署名。李东东随即展开了维权行动。2009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确认了李东东对《金婚》剧本享有署名权。

　　原本以为事情可以就此结束了，但在2010年3月，李东东发现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图书《金婚》，书上没有她的署名，事先她完全不知情。李东东认为图书《金婚》侵犯了自己的署名权，再次诉至法院。

　　此案经过一审、二审，法院驳回了李东东要求在图书上为其署名及赔偿的一切诉求。理由是“著作权法无改编作品需为原作者署名的相关规定”。

　　“改编他人作品，需要注明被改编名称和原作者姓名，这是行业惯例，也是法律基本要求。”李东东说，案件虽小，但却涉及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目前，她已经提起抗诉。

　　近几年，编剧维权事件接二连三。张雅文关于《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侵权诉讼、麦家关于《暗算》署名权的诉讼。2007年，电视剧《牟氏庄园》女编剧王伊因向剧组讨薪而遭制片方人身安全威胁的事件，曾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介绍，编剧是原创剧本的著作权人，掌握着“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持作品完整权、取得报酬权、许可摄制权、改编权、广播权、网络传播权、汇编权、翻译权、荣誉权、继承权”等14项权利，在影视条款中，法律特别规定了剧本“享有单独行使其著作权利”。

　　王兴东说，目前国内编剧的权利受损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侵犯署名权，把编剧的名字安排在字幕后部等不显著位置；未经原作者同意，随意在“编剧”中加入他人名字；由于导演掌握后期制作，将作品署名为“某某导演作品”，有意放大导演作用；在影视剧DVD等录音录像制品中看不到编剧的署名等。侵犯荣誉权，综合评奖有意不给编剧申报奖项，故意压制编剧。侵犯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某些导演不经编剧同意随意篡改剧本情节，本末倒置、歪曲主题、颠倒主人公、增加不必要角色等，严重损害和影响原作的完整性。

　　“此外，编剧的获酬权被侵犯更是常见。”王兴东说，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迫于制片方或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强势地位，编剧被迫签署霸王条款，应有的获酬权利被削弱或降低；二是制片方在掌握了剧本故事构架、情节设置后，另起炉灶雇人对原剧本进行“剽窃”、“抄袭”性质的改造，以使用“新剧本”为名，不向原编剧付酬；三是在履行合同阶段屡屡遭遇“老赖”，编剧势单力薄，难以获得合同约定的报酬数额。

　　专家指出，剧本版权是诞生影视版权的源生权利，在影视产业进入版权经济时代，剧本是第一轮参与版权竞争的。凡是影视产业发达的国家对编剧的权益均设有严格的法律保障。美国编剧曾于2007年举行大罢工，希望取得互联网、手机内容版权分成的权利，最后他们成功获得了2.5%网络发行权的分成。从事37年编剧工作的王兴东指出，中国的编剧连首次许可使用报酬都无法得到保证，谈及在网络、手机上的权益分成，那是遥远的期待。 

　　业内人士指出，编剧行业不规范，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积弊存在已久。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是对编剧本人的伤害，久而久之，受影响的将是整个影视剧行业。

　　根源

　　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

　　编剧王伊维权案被称为“中国编剧维权里程碑”，生命受威胁的女编剧维权终获胜诉，过程可谓跌宕起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但记者了解到，尽管赢得了官司，但王伊至今都未拿到拖欠的稿酬。

　　2008年3月，王伊在影视编剧维权大会上公布了向《牟氏庄园》出品方之一山东省栖霞市文化局局长宋某讨薪不成反遭威胁的电话，并得到了各方支持。但当年4月，王伊反成被告，宋局长称没有收到剧本，并将其告上法庭，索赔25万元。王伊随后提起反诉，称宋局长违约和拖欠稿费等，同时因该剧的宣传品上没有任何编剧的署名，侵犯了她的署名权。

　　王伊说，为了洗清不白之冤，她无数次地往返于各级法院和律师事务所。“官司牵扯了我几乎全部的情绪和精力，我无法投入创作，断了唯一的生活来源。”

　　经历一审失败，王伊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2009年8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终审判决。判决驳回了栖霞市文化局的诉讼请求；撤销了一审对于王伊的部分不公正判决；并判令栖霞市文化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伊稿酬6万元。

　　本以为取得了胜利，但王伊发现，电视剧在卫视播出时，她的名字已被删去。至于6万元稿费，王伊至今也没有拿到。

　　“本以为坚持的正义得到了伸张，但侵权者却一直没有停止侵权。”王伊说，“从一审被告到终审改判、赢得官司，我花了3年的时间。这3年对我个人而言，是一场浩劫。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我只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葛小鹰指出，编剧维权难，根源在侵权成本太低、维权成本太高。现行著作权法，遵循的是补偿性原则，也就是说，权利人得到应得而没有得到的利益，侵权人不付出不是侵权行为产生的利益。再加上举证的艰难，就会让像编剧等权利人很被动。

　　王伊说，从她的亲身经历和个案中，也可以看出保护编剧权益要依靠法律和社会环境。不但从立法上要严厉规范条文，更要督促公、检、法部门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此外，编剧汪海林指出，社会对原创重视不足。“编剧在影视产业链上处于源头，其权益也最容易受到争抢和挤压。没有对编剧创作成果的捍卫和保护，就不会培育出好的故事，也就不可能做大中国影视产业。”

　　期盼

　　修改著作权法，要强化保护原创

　　青年编剧田博在网上披露了自己的遭遇，曾引发广泛关注。田博曾为喜剧片《我知女人心》完成从大纲到剧本三稿，但制片方拒付全额稿酬，还剥夺了他的编剧署名权。

　　田博本来准备将制片方告上法庭，但在咨询了律师后，他选择了放弃。“花费的时间，够再写一个剧本了。”田博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更多像田博这样的编剧被侵权后，出于种种原因，选择放弃使用法律武器。

　　面对编剧维权成本大、收益小的困局，编剧举起了维权大旗，2008年专门召开了编剧维权大会。今年，电影华表奖和金鸡奖评奖还增加了“改编剧本奖”，这是编剧提出维权以来的成果。

　　据专家介绍，“改编剧本奖”与“原创剧本奖”分制评选，这不但是在剧本评选中增加了一个编剧奖项，更明晰了版权构成、强化了原创地位、突出了创意价值、提升了改编的作用。汪海林说，这意味着编剧权益和地位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著作权法修改中，王兴东等编剧更是希望用法律的形式保护编剧的权益。

　　据了解，从2012年3月第一稿公布至今，《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已出过三稿，由于权利义务的复杂性，在视听作品权利归属上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王兴东说，他作为电影编剧学会的代表，被邀参加《著作法》修改一稿和二稿有关影视作品条款的讨论，表达了肯定的意见。最近，看到改定的第三稿惊诧不已，“剧本授权许可被砍掉了”，“摄制权”被取消了，并归到“改编权”了，“剧本”没有纳入被保护的“文字作品”，削减了我们原创作者的权益。

　　“如果这个三稿一旦通过，剧本授权制片方的不是影视的‘摄制权’，而是‘改编权’了，那就等于交付使用者随意‘改编’的权利，这将会极大地放任侵权者篡改和损害作品的完整性。”王兴东说，世界各国都在以保护原创为最高目标，推进原创的培育和原创的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对原作权益的严格保护，就会把中国影视产业推向无人坚守原创、山寨遍地、剽窃成堆的境地。

　　葛小鹰律师建议，法律需要保持社会平衡，著作权法的本意也是希望不断推出原创作品。他希望能引入惩罚原则，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在知识产权领域内，采用惩罚性原则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依法维护编剧的合法权益，这就需要呼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立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加强普法宣传，提高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原创，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王兴东说，因为，维权和自律不仅是编剧的事，更是提高社会尊重原创的大事。

　　专家也指出，编剧也应该注意维护权益，尽量签订公平合同，在写作中注意保存底稿，保证一旦出现法律纠纷能够有力地保护编剧依法享有的相关权益。